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及其历史经验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场景

　　经济史研究表明，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每50、60年就会发生一次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都要经历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4个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行技术追赶虽存在“机会窗口”，但在技术革命的四个阶段上存在着质的差别。一般来说，第一阶段甚至第二阶段，由于技术创新盈利机会和增长潜力大，因而为技术追赶提供了广阔天地；而在第三第四阶段，因新技术的广泛扩散引起创新收益下降，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迅速降低甚至关闭。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些重要发明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追赶的最大可能性存在于新技术革命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知识领域和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程度、经验和技能要求都很低，产业的进入壁垒也很低，处于该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国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就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初期阶段，能够通过自主技术创新，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技术体系，不仅可以有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且还有可能像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和德国取代英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那样，依靠技术创新引领实现跳跃式发展。

福特和他改良后的汽车

我国技术追赶的路径亟须改变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

　　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孕育一套相互关联的、通用性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践中促成所有经济活动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更为重要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会窗口”不仅是新兴国家技术追赶乃至跳跃式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且对于传统产业保持或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光伏产业

　　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目前我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做出的努力和实践能够担当起成功实现技术追赶这一历史重任吗？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如果仍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笼统地等同于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已经不再适合。这是因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由于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用再等产品成熟，就可以把新兴产业的新产品加工、组装甚至工序创新等价值链低端环节作为一个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的早期就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加入到这种新产品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之中，这被称作是“新国际分工”。而反观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仍沿袭了利用劳动力等成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老路，这是我国之所以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陷阱的根本原因。

创意产业园

技术追赶的战略路径及其政策建议

　　显而易见，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只有价值链高端才有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目前，我国“高端产业低端化”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不仅使我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目标存在落空的危险，而且也将使我国利用新技术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经济升级出现“为他人作嫁衣”的局面。因此，我们亟须改变目前试图从价值链低端入手实现技术追赶的路径，坚决抛弃依靠外资技术转移和沿着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逐步实现技术升级的幻想，痛下决心自主研发绝大部分甚至所有领域的核心技术。从长远看，只有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我国才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

首先，适当保护价值链高端环节及其国内市场，确保国内核心技术创新及其收益的巨大市场空间。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往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日益受到削弱，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运动鞋等的国际市场份额正在快速下降。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优势正在凸显。国内大市场有利于分摊研发成本和品牌成本，有利于培育拥有知识产权的大企业。人力资源从以往的数量红利转变为质量红利，每年大学毕业生达到约700万，将有力地支撑研发活动和服务业发展。另外，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都有利于我国发展技术密集的制造活动和现代服务业。所以，我国已具备谋求价值链升级的条件。一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是由外部机遇、比较优势和国家发展战略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的。过去30多年，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产业跨境转移、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战略，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今天，面对有利于价值链升级的新机遇、国内比较优势改变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要求，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目标应当历史性地转变为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也就是推行价值链升级导向的对外开放战略。[详细]

其次，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推动核心技术创新。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国内市场需求也以市场规模支持技术的创新。因为技术创新面临一个成本和收益问题,而作为人口和经济的大国,其广大的国内市场所造就的规模经济就使得一些在小国无法获利的技术创新在大国能够获得相当高的收益。而国家规模越大,由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技术外溢也越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从而创新的速度也就越快。可能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做支撑,中国家电产品的创新才得以持续,产品差异化优势逐渐显现,并且带来显著的成本降低,从而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基础。因此,如果存在着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不仅能够降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且其所预期的产品的单位研发成本、市场成本和风险就会低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所以说国内需求,特别是大规模的国内需求能够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详细]

再次，加强中央政府对产业规划的统筹能力，抑制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速在产业发展上的“过度竞争”，禁止地方政府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条件打造新的产业园区。

　　我国于1984年开始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后又陆续批准设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以后又大量地设立了产业园，形成了形态多样、功能互补、竞相发展的开发区、产业园格局。多年来，开发区在探索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对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当前开发区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其中既有体制机制不顺、不当干预较多、评价体系缺失、配套建设滞后等外部问题，也有自身定位不准、经营管理不善、政策运用不足、创新意识不强等内部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转变开发区发展方式。而转变开发区发展方式，既需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完善政策措施；也需要开发区自觉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举措，避免认识误区，充分发挥优势。[详细]

最后，加快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打造以民族产业价值链高端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初具模型。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结成一体，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游离在全球价值链之外，就必然会丧失发展良机。全球价值链的现有布局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变化的。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动态变化，我国必须审时度势，积极谋划我国全球价值链布局，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对国际贸易统计以及全球价值链改革的研究和探索，以期在全球价值链中持续获得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效益。只有客观、合理地评估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真实地位和作用，才能够有效协调好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政策，才能有力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与此同时，积极谋划我国全球价值链，还要用足用好国家相关政策，引进和培养“高、精、尖”专业人才，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全面推进外贸结构的转型和升级。